读完 Nadav Eyal 所著的《逆流年代》（Revolt）。此书写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时，从作者参与一个私人富豪酒会讲起，述说着那些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富豪们，如何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威胁视而不见，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倒退。作者通过对全球化弊端和右翼运动的剖析，深刻地指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全球化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全球化”并非一个充满美好和进步的乌托邦。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套利，其基础是不平等——正因为不平等才存在套利，而套利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全球化通过将代价转移给公众视线外的外国，带回大量利润，催生了新的一批富裕阶级。但是，加剧的不平等会积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就是反全球化的右翼运动。

然而，虽然右翼运动大多发源于经济不平等，其支持者也大多相对贫穷，但右翼的精神核心既不真正关心经济，也不着眼于内政。右翼运动真正的内核是“身份认同”，而全球化正是其身份认同的最大敌人，因此右翼运动必然会全面攻击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并且，左翼人士往往以为改善经济状况可以缓解右翼运动，这是一个误解。右翼思潮是一种富有攻击性的“思想病毒”，它和宗教的极端原教旨主义相似，是一种寻求身份认同的群体运动。他们常常对经济等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反而热衷于寻找“隐藏的敌人”并加以攻击。

全球化本身所蕴含的失衡已达到临界点，而其所面临的反全球化运动也正在蓬勃壮大。我们这一代人是能够顺利地将这套体制修修补补、勉力维持下去，还是不得不面临世界秩序的崩塌与重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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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 Chris Miller 的《芯片战争》（Chip War）。看到这个书名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Eric M. Jackson 的《The Paypal Wars》，本来以为也会是一本围绕芯片的商战故事，结果没想到真的就是字面意义的“战争”，以地缘政治和军事对抗的角度，描述以美国为核心的芯片产业历史。

半导体产业的起源就是冷战时期美国意识到在传统军备上，美国和欧洲已经远远落后于苏联，于是马歇尔和佩里提出抵消战略（Offset Strategy），通过部署精确打击为主的高技术武器，来抵消苏联在传统武器数量上的优势，而高技术武器的技术基础，就是半导体。半导体作为人类工业的明珠，需要庞大的供应链来支撑。苏联虽然凭借强大的间谍网络，几乎获取了美国全部的半导体秘密和零部件，然而即使能够在政治为主的体制下实现技术复制，但却无法实现有利可图的大批量生产，这也标志着在大规模产业链的现代工业模式下，传统的“复制策略”已经失效。

五角大楼的军工订单催生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但是仙童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很有前瞻性地意识到，未来半导体真正的需求一定是民用计算机，而不是军方。所以他不同于那些安于享受高利润军队订单的公司，而是大刀阔斧的降价，让产品能够适用于民用市场，最终开启了蓬勃的民用半导体时代。因为不满足于仙童股东拒绝为员工发放股份的做法，诺伊斯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最终离开仙童，成立了英特尔。

还有一段小插曲是，作为二战后扶持日本振兴的国家战略，美国积极扶持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在日本政府财政扩张的无限支持下，日本半导体迅速崛起，一度占据了全球 90% 的份额。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在 1989 年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书中提到日本可以凭借半导体优势制衡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为苏联提供技术支持来打破冷战的军事平衡，这也代表着日本的野心膨胀到了极致。可是随着日本经济崩溃，半导体产业也随之崩溃，大部分市场份额韩国抢走。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李国鼎倾尽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支持张忠谋成立台积电，在美国半导体行业耕耘多年的张忠谋决定发展一套独特的代工产业，台积电声称绝不自研芯片，以表明自己绝不会成为芯片设计公司的潜在竞争对手，专注于芯片代工生产，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精湛的技艺，吸引了众多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合作，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公司，垄断最先进制程的生产工艺。

文章的最后篇幅介绍了华为，称华为的崛起路线和早年的三星很像，“以更低廉的价格，向全世界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华为凭借其庞大的研发投入支撑起了产品的不断迭代，并且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世界先进的水平。但是，随着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开始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展开全面遏制，就如同当初苏联失败的“复制策略”一样，中国想要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的半导体产业链是不现实的，即使中国在十年后能够达到台积电目前最先进的水平，但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本身也在不断更新迭代，耗资一万亿美元打造的国产半导体在市场上将完全没有市场竞争力，仅仅依靠行政手段的采购无法支撑起这么庞大的成本。如果中国真的要和美国全面对抗，那么中国只能寄希望于打造一个去美国化的全球产业链，但是在美国软件和设计的全面封锁下，一个第三方国家很难无视美国的制裁。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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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 Camila Russo 的《点对万物》（The Infinite Machine）。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了 Vitalik 和 Ethereum 诞生与成长。此书的内容很通俗，不会包含技术细节，也不会包含金融 DEFI，而是只关注与 Ethereum 的成立背景与早期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首先最主要的挑战就是，通过 ICO 售卖 Token 这一行为，很可能构成非法销售证券而引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以太坊初创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通过将 Token 描述为用户用以支付去中心化应用的使用费（GAS），而不是作为看好核心团队工作的投资工具，让 ICO 被定义为消费而不是投资，从而避免了被 SEC 认定为证券的风险。这一举措也掀起了后来的 ICO 热潮，大量炒作项目通过 ICO 获取了巨额资金，然后跑路或消亡。

另一个挑战就是，因为以太坊提供了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在带来极大开发便利性的同时，也留下了无穷的安全隐患。2016 年发生的 the DAO Hack 事件分裂了以太坊社区的共识。以 Vitalik 为首的人通过硬分叉挽救了被盗的资金，而许多人认为这重蹈了 too big to fail 的覆辙，破坏了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精神，这些坚持 code is law 的人选择继续使用原链，形成了以太坊经典（Ethereum Classic）和以太坊（Ethereum）的彻底分裂。

虽然加密世界继续茁壮成长，但是除去洗钱、赌博、投机等无门槛金融衍生品外，仍然非常缺乏现实的应用场景和需求。Vitalik 也多次表达对 ETH 价格的担忧，认为加密货币创造的实际价值配不上其估值。区块链的未来究竟在哪，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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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 Eugene Rogan 写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A History），此书从阿拉伯伊斯兰运动的兴起讲起，详细介绍了如今的阿拉伯国家的诞生历史。可以说整个阿拉伯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外来势力干涉和角逐的动态历史。奥斯曼帝国统一了整个阿拉伯的核心区，但是这个帝国比起阿拉伯，离欧洲的中心更近，阿拉伯地区只是奥斯曼下辖的遥远边区，时不时派遣军队来镇压一下壮大的地方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广大的北非、阿拉伯地区沦为英法瓜分的殖民地，英法两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将这块广袤的土地切分为数个小国家，作为奖赏给在战争中支持他们的阿拉伯王子们。虽然这些国家名义上独立了，但是实际上仍然处于英法的控制之下。英法势力的中间，留下了一块作为缓冲的无主之地，也就是在日后留下无数动荡与冲突的巴勒斯坦地区。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干预，戳穿了威尔逊所谓的“民族自决”的谎言，粉碎了全世界处于压迫之中的人们对于西方世界的信任。

二战后，英国和法国国力遭受重创，逐步退出中东。中东作为地缘政治新前线，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开始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冷战时期，阿拉伯国家分裂为亲美和亲苏两大阵营。随着苏联解体，曾经投靠苏联的国家失去了庇荫，美国开始以反恐等名义，对这些国家展开围追堵截，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国。

不只是外部干涉，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信仰与制度冲突也日益严重。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冲突，都是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愈演愈烈。曾经的极端原教旨主义瓦哈卜和伊本·沙特创建的沙特阿拉伯，因为石油贸易突然从一个贫穷的部落跃升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沙特政府凭借雄厚的财力开始向全球输出原教旨主义，同样因石油而富裕起来的各个阿拉伯王子们也开始积极介入地方争端，培养自己的军阀势力。从此中东再无内战，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代言人战争，前有阿富汗圣战，后有叙利亚内战。约旦作为一个没有发现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其政府就保持了理性，并且时常对原教旨主义的扩张和代理人军阀发表批评。

当我们作为看客，批判阿富汗人的困境时，不能肤浅地称之为“阿富汗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利益和武器全球化流通的时代，人民早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力。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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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一个国家的起飞》，围绕 ARJ21-700 支线客机讲述中国的民航客机自研之路。

外行看“自研飞机”，喜欢关注其中有多少部件是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因此也经常批评国产大飞机“不过是组装品”。但实际上商用大飞机的产品之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系统集成和客户服务。波音公司总裁费尔·康迪特（Phil Condit）曾将波音的“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成功地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系统集成商”。在吸取过去数次失败的项目教训后，ARJ21 在立项之初就确认自己的目标是获得 FAA 适航认证、有完善客户服务能力、采用成熟部件组装具有经济价值的支线客机品牌。FAA 甚至专门成立了上海办事处，来协助 ARJ21 的适航认证工作。

没想到，整个适航认证过程中最漫长的一步是自然结冰飞行，这一实验有苛刻的自然环境要求，而且为了能够穿越结冰云层，飞机不能按照预定的航线飞行，而是需要在一个空域内自由飞行，但是中国航空管制非常严格，每次飞行都需要向空军提交飞行许可，在乌鲁木齐花费了四年也未能完成该项实验，最终还是决定转场前往加拿大的温莎机场，成功完成了试验。

书中还提到，因为 ARJ21 机型较小，机翼高度偏低，如果将发动机吊装在机翼下方，在滑行时容易吸进跑道上的杂物。波音-737 为此专门把引擎进气口给改窄了，而 ARJ21 则决定将引擎改装到尾部。 #book

最近读了两本很有趣的书，陈存仁先生的两部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是了解中国近代上海历史的难得佳作。作者于 1908 年生于上海商人家庭，后成为知名中医，其人生经历恰好横跨了中国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从民国、日军入侵、汪伪到抗战胜利。这两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却又因作者独特的社会位置，能够接触到从章太炎、胡适等文化名流到杜月笙这样的江湖人物。陈先生的记述既不拘泥于政治大事，也不局限于个人小事，而是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大潮巧妙融合。

《银元时代生活史》描绘了民国时期上海的市井百态，从物价变化、时尚潮流到社会习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民国上海；而《抗战时代生活史》则记录了战争年代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在沦陷区和汪伪统治下人们的处境与选择。没想到上海租界作为一个孤岛，实际上受到日本当局的干扰很少，即使在日本占领租借抓捕所有外国人的情况下，租界内的生活依然基本如常，甚至连货币都仍然在使用国民党的法币。反倒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后的腐败和无能，反而让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作者也被迫于 1949 年只身逃亡香港。多亏他行动果决，不然肯定活不过 1968。 #book

读完《跨越鸿沟》（Crossing the Chasm）。

这是一本面向高科技公司的市场营销手册，核心思想就是，当为你的新产品制定市场策略时，应该将产品推向市场的策略拆分为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拆分的依据是根据潜在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不同接受程度。

富有新意的新产品较容易打动那些积极拥抱新事物的创新者（Innovators）和早期采用者（Early Adopters），并且创造出看似不错的市场增长曲线。但是如果不积极调整营销战略，这个增长很快就会撞上鸿沟，因为市场中真正的占据绝对优势的是那些更为保守的大众消费者（Early Majority & Late Majority），这部分人并不会对新产品另眼相看，反而更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企业在接近鸿沟时，应该迅速调整自己的营销战略，以适应这部分人的需求，并借此跨越那些扼杀了无数创新产品的鸿沟。

关于如何抢占成熟消费者的市场，作者强调了几个关键点：

1. 找准细分市场，全力以赴，做池塘里最大的鱼。
2. 找准已经存在的竞争对手，制造差异化竞争，抢占细分市场。

选中已经取得成功的竞争对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已经成功的企业拥有客户的订单，而你的目的就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将这些订单争抢过来。只有创新而没有竞争者的产品，虽然可以讲出很好的故事，但是客户并没有为之买单的预算。你不可能寄希望于说服客户增设采购你产品的预算，就算你能说服一两家，也不可能通过这个方式撬动整个市场。

各位科技创业者，千万不可自我沉迷于技术的先进，或陶醉于早期采用者的称赞。要获得大市场的成功，还是要虚心认真的调研既有的成功产品，和客户的真实需求，从中提炼出客户需求中未能被满足的部分，然后全力以赴利用差异化竞争抢占自己的细分市场。作者很形象的将其称为诺曼底登陆战役，这就是将会决定产品生死存亡的抢滩登陆战。 #book

书摘: https://blog.laisky.com/p/crossing-the-chasm/

读完《贫穷的本质》，这个中文名其实有点误导，英文名《Poor Economics: rethinking poverty and the ways to end it》更为贴切。本书其实并未就“何为贫穷”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反而对“为什么难以使用经济方法解决贫穷”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贫穷是因为缺乏资金进行投资，但是提供资金援助反而可能会激发腐败，导致人们的生活更为困苦。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穷人是因为吃不饱饭，但是在增加穷人的收入后，他们在摄入的能量和营养其实更少了，他们更愿意购买更贵的但是风味更佳的食物。
一些活动家认为提供免费的物资援助可以改善穷人的境遇，但是免费的物资往往会被各级官僚所侵占。而一旦稍微提高物资的价格，穷人就不愿意去购买了。
援助的易用性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你要求一个穷人购买饮用水清洁剂并且在每次打水后使用，那么基本不会有人能够正确使用它。但如果你直接提供净化后的管道水，或者在打水处提供随手可取的清洁剂，当地的健康水平立刻就会大幅提升。

作者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和数据，说明了贫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穷人贫穷的本质确实是因为无法作出理性的行为，但这并不简单是穷人的错，而是他们获取信息和承受风险的能力都被社会制度所限制。比如获取高质量信息的渠道往往需要成本，银行的低息贷款往往不会为穷人开放，这一切都让穷人的境遇远比普通人更为艰难。

在《扫地出门》（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中也曾提到，贫民窟的房租其实比普通中产社区的房租更贵，但是穷人只能在贫民窟租房，中产社区并不欢迎他们。

书中的末尾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小额贷款，指出即使小额贷款本身并不会给穷人家庭带来实质上的改变，但是这种按期还款的形式还是会培养人们规划资金的能力，并且通过数据指出，使用过小额贷款的穷人很多都最终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与其同时，作者也指出，小额贷款这种定期定额还款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人们为了改善生活而进行长期规划，也许人们以后可以想出更适宜培养出企业家精神的面向穷人的贷款模式。 #book

摘抄: https://blog.laisky.com/p/poor-economics/